日前，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如今大学学术生态存在一个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。在职称指挥棒的重压下，教师为了评上教授，四处寻找“捷径”，论文联合挂名、项目重复申报、出版明码标价、评委关系疏通等现象普遍存在。
这些令人倍感痛心甚至啼笑皆非的“招数”，与其说是残酷竞争下的“迫不得已”的选择，不如说是学术道德逐渐“失守”的表现。无论如何，职称是大学校园里一个再敏感不过的“现实问题”，所有乱象都是表象，都指向深层的游戏规则。这也迫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老话题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职称规范？
在大学教师那里，教授是一种莫大的学术荣誉，但同时又是一种极度稀缺的符号资源，每个人不得不背上沉重的职称十字架，匍匐前行。在现行的评价体系中，职称的欲望深处是论文、项目、获奖等指标和参数，教学反倒被逼向了评价体系的边角。具体到职称规范中，虽然教学要求并非完全“缺席”，但表述相对模糊，人为解释的空间太大，诸如学生评教等要求难免流于形式。
相对于科研的表现形式和技术分类，教学类荣誉数量少之又少，很难获得。一般教师穷其一生努力也未必能获国家教学名师、国家精品课程等教学类荣誉。更大的悖论在于，教学类荣誉并非纯粹的教学评价，而是往往建立在一定的科研规格之上。试想，没有科研实力何以拿到教授职称，而高级别的教学荣誉又怎会给一个讲师？显然，职称游戏的“通关玩法”最终还是回到了科研上。显然，给教学类荣誉一个应有的分量以及一个更务实、更科学、更有诚意的评价，不仅是职称评定的改革方向，也是职称作为指挥棒之于大学教学的意义所在。
大学职称最为人诟病之处，是评审环节受关系化、利益化、行政化干扰。相对于国外大学普遍推崇的同行评议规则，中国大学行政解释的权力与空间大，关系横行、论资排辈、跨界投票等不合理现象愈演愈烈。当搞关系比发论文更容易时，年轻人往往被剿灭在规则失守的血泊中，这不能不说是对学术信仰的慢性伤害。
职称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，然而这个指挥棒却往往被行政权力把控，离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渐行渐远。目前，每个省的职称规则都出自人事部门之手，由于行政意识暗中作祟，许多省的论文级别认定标准极不专业，也不规范。很多“权威”刊物并非因为其学术声誉表现，而是由其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决定的。同样地，职称乱象则来自于刊物级别认定的源头之恶。在甘肃省人社厅的职称文件目录中，诸如《卫生职业教育》等非公认学术核心类赫然在列，十多年前出台的职称文件一直沿用至今，这严重影响了学术生态应有的格调和尊严。
虽然职称竞争非常激烈，但已有的教育体系反倒时不时地释放出些许悲观和遗憾。目前，教授在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“铁饭碗”。许多教师一旦评上教授便“如释重负”，开始进入学术生涯的“休眠期”。即便科研指标未能完成，顶多只是给予象征性的津贴惩罚，而并不会影响教授资格。相反，许多国外大学实行“只聘不评”、“终身后评审”等制度，每隔五年重新审核终身教授的学术资格。这不仅能刺激并延续教授的学术创造力，而且给了年轻人更多的竞争机会和晋升空间。
中国大学的职称问题要解决备受争议的现实，根本上还是要在评价体系上有所突破。国外大学已经陆续放弃了“以数量论英雄”的评价取向，转而鼓励真正有分量的学术成果生产，尤其实行“代表作制”，也就是根据代表作的影响力来决定教授资质。这一方面给了教师相对安静的学术思考空间，另一方面也间接地切断职称背后巨大的“论文GDP”产业链。
（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）
